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面临新的转折。2012年底多哈气候大会在落实《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同时，结束巴厘路线图“双轨”谈判进程，开启德班平台“单轨”谈判。2013年底华沙气候大会又要求所有缔约方2015年第一季度之前通报各自国内准备实现的减排贡献。2014年将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以促进2015年最终就2020年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加强减排力度的国际制度框架达成协议，同时也将促进各国2020年前加强减排力度的行动安排。IPCC最新评估报告进一步强化了当前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科学结论，提出了实现控制温升2℃目标全球碳排放到2020年左右需达峰值，2030年比2010年下降15%～40%。按照目前的趋势，2030年将比2010年增加约30%。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面临日益紧迫的形势。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日益强化的资源和环境制约，中共十八大开启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新局面。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部署，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将充分发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与减排CO2的协同效应，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2013年1月京津冀地区长时间严重雾霾天气，更加引起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雾霾的成因和PM2.5的来源尽管比较复杂，但该地区煤炭消费和汽车尾气排放无疑是首要原因。因此，当前沿海地区开始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和机动车数量，这既是改善大气质量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将促进CO2减排，向低碳发展转型。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有望在2015年前后煤炭消费量陆续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这将促使东部地区CO2排放在2020年之前即有可能在全国率先达到峰值，为全国CO2排放达到峰值奠定基础。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潮流下，世界范围内能源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大国的能源战略也出现新的动向。其一是更加注重节能和提高能效。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把节能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列的“第五大能源”，当前又进一步把节能放在比开发更为优先的地位，将其视为“第一大能源”。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量均已趋于稳定或呈下降趋势，而其经济仍有缓慢增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附件Ⅱ国家在2005～2011年，GDP增长了5.3%，而其能源消费量却下降了6.6%，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的完全脱钩。主要发达国家均制定了工业、交通、建筑领域的节能和能效目标，如欧盟已制定了到2020年节能20%的目标。其二是加速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全球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供应量2012年比2007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达19%，远高于全球能源总消费量2.0%的增速。2012年与2007年相比，OECD国家能源总消费量减少4.1%，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减少12.5%和9.0%，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则分别增长2.8%和92%。欧盟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比重从2005年的8.5%增长到2020年20%、2030年约30%的目标。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制定了2050年电力80%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将面临快速发展的新局面。其三是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和利用的快速增长。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气是比煤炭、石油更为清洁、高效和低碳的能源，产生单位热量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也是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的重要选择。特别是美国在页岩气开发技术方面取得突破，2012年与2007年比较，天然气产量增长24.9%，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由25%升到30%，相应煤炭消费量下降23.6%，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也由24.3%下降到19.8%，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下降11.2%，能源消费总量下降6.9%，而CO2排放总量下降11.2%。一方面，页岩气技术的突破使美国得以制定450gCO2/kWh的新建电站排放标准，使得燃煤电站不仅不会再新建，而且已有电站也将逐渐被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所取代，从而对美国实现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的目标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气产量快速增加使美国石油进口量下降，2012年比2007年下降35.2%，对美国实施能源独立政策、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世界范围内已出现由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高碳能源体系逐步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低碳能源体系过渡的重大变革趋向，并将引发新的经济技术的重大变革。我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努力实现以低碳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实现发展转型，才能从根本上在全球低碳发展竞争中占据优势，在国际谈判中占据主动和引导地位。
推进能源体系变革，我国比发达国家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发达国家能源总需求量已趋于饱和，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主要是替代原有化石能源，使能源结构得以迅速优化，CO2排放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能源总需求量将持续增加，未来二三十年内能源需求量仍将比2010年增长一倍左右，其后才有可能趋于饱和。在当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基数较小的情况下，尽管发展迅速，但仍不能满足新增长的能源需求，化石能源消费仍会持续增长，能源结构的改善也会相对缓慢，而CO2排放仍会持续增长。只有当非化石能源新增供应量能够满足新增能源需求量时，CO2排放才能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我国只有加大能源变革的力度，才能使CO2排放峰值时间尽可能地早于能源消费峰值时间，从而实现低碳转型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当前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较快增长的趋势，已使国内资源保障和环境污染的承受力几近极限。2012年煤炭产量达36.5亿吨，超过科学产能供应能力将近一倍，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采空区土地塌陷、地下水资源破坏、大气和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当前我国煤炭消费量已占世界的45%，2005～2012年新增煤炭消费量占世界增量的66%，2012年煤炭净进口2.7亿吨，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2012年石油进口比例达58%，超过美国石油净进口48%的比例，天然气进口比例也达29.5%，2005～2012年新增石油消费占世界的增量的63%，能源安全保障面临新的挑战。我国2012年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的20.3%，而GDP总量只占世界的11.5%，节约能源、提高单位能源消费的产出效益仍有较大空间。因此，需要确立积极的CO2减排目标和CO2排放峰值目标，作为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产出效益的综合目标和关键抓手，形成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倒逼”机制，这样不仅可有效降低SO2、NOX、PM2.5等常规污染物的排放，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的来源，缓解国内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严峻局面，而且将有力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实施。
我国当前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钢铁、水泥、焦炭、炼铝等高耗能产品的产量在2020年前后即将陆续达到峰值，并开始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调整将会加速，有利于促进单位GDP能源强度较大幅度地下降。我国当前工业部门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70%，2020～2025年工业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将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从而为全国CO2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创造条件。届时城镇化速度已趋缓，随着城镇化的完善，交通领域和建筑领域的能源消费虽仍会有缓慢增长，但相关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加强统筹规划和政策引导，同时在建筑领域通过提高能效、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在交通领域通过提高燃油经济性、发展电动汽车及生物燃料等措施，到2030年左右建筑和交通领域的CO2排放增长将放缓并逐渐趋于稳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量的增加可基本满足其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因此，到2030年前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基本完成，GDP增速放缓，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经济发展可趋于内涵式增长。在当前和今后采取大力度低碳发展政策和措施的情景下，全国CO2排放有可能达到峰值，峰值排放量有可能控制在110亿吨CO2左右。2010～2030年CO2排放将增长约50%，1990～2010年CO2排放则增长了210%。未来向低碳发展转型面临艰巨任务。当前制定积极、紧迫、经努力可实现的CO2排放峰值目标，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能源体系变革，适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行动的进程。
实现积极紧迫的CO2减排目标和峰值目标，走低碳发展路径，既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实施机制，也需要企业、公众等全社会的自觉参与和行动。当前要结合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的过程中，突出减排CO2的协同效应和对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要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十三五”期间在继续实施单位GDP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下降约束性目标同时，应进一步实施CO2排放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在积极推进CO2排放配额交易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以市场化手段推进CO2减排目标的实现。当前要进一步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改革和完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加强能源市场机制改革，建立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城镇化进程中要避免沿袭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高碳基础设施和高碳奢侈性消费的传统发展模式，要努力构建低碳型的城市布局、基础设施、生活方式和消费导向，引导社会公众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城镇化进程中要统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东部地区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要伴随产业的技术升级和资源的高效与循环利用，中西部地区要探索和实现比东部地区更为绿色低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城镇化进程中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低碳化布局，新农村社区建设要重视节能环保，要尽量为农村提供优质能源服务。当前全国42个低碳发展试点城市在指导思想和措施、CO2减排目标以及试点以来GDP的CO2强度年下降幅度方面，基本上都优于其他同类地区，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其关键因素。
本书就当前低碳发展面临的热点问题，如雾霾治理的协同效应、全球能源变革及美国页岩气革命、节能和新能源融资、低碳城市建设试点以及企业节能减排行动案例等，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资料总结和系统分析，以期与社会各界交流探讨，共同推进我国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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